面对震灾，我们缺乏“公共的声音”
余震未停，人心不安。
重庆距四川汶川不远，形象地说，那边抖动一下，这边多少有点风吹草动。所以作为重庆人，既因此频受惊吓，也在其中有所思悟。
“5·12”那天，我正在一所西南地区的知名大学里等着与采访对象见面。地动山摇时，全校师生慌作一团。然而通讯因拥堵中断，学校行政系统一下给瘫了，疏散还是不疏散，上课还是不上课，没人告知。老师教授们，懂些地震知识的，说重庆没事儿，该干嘛干嘛。隔着行的，心里惶恐：走远点走远点，晚上操场上睡帐蓬去。
靠口口相传的古老方式，我坚持找到采访对象完成采访。其实在地震刚刚发生之时，我从潜意识里很想听见校园广播发出“公共声音”，告知相关信息并安抚人心。
为什么有这样的潜意识？我在一家县国有企业里长大，从小就听着厂里的广播发布各类工作通知或帮助困难职工的号召，并感受着集体的温馨。记得厂里有次失火，厂长在广播室发布救灾号令的声音经由高音喇叭传了出来，全厂近千职工家属很快群起攻之，火势很快灰飞烟灭，我从此对广播增加了强烈的安全感。长大后在厂里工作过几年，而且当厂文书时还“掌管”广播室，每天清晨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沿袭历任文书传统：在广播室播放音乐。
话说回来。将近5点离开这所知名的综合性大学时，我也没听见校园广播有任何响动，绝大多数师生仍然不知所措。虽然没上过大学，但凭常识，我想大学里不会没有广播系统。而且可以肯定，当天的余震断不会让校园的广播设施坏掉。但广播一直失声的原因，我不得而知，只是心头倒抽一口凉气：“大学是最具智慧的地方，连这地儿都乱成了团，其它地方还敢想像？”
回到四周都是高层建筑的所住的小区，听家人讲述了一幕幕甚于那所大学的惊恐场景：地震发生时，小区及附近行政机关的人们无一不是作鸟兽散，甚至小区还有不少人穿着裤衩、光着脚丫狼狈窜出。
我特意询问家人得知，从逃命到稍事平息，整整一下午里没有人统一指挥，也没有听见一个“公共的声音”。街道辖区大，不可能指望办事处的官员们，而居委会呢？这个号称群众自治组织，但实质是半官方或准官方的组织，也没人来，哪怕是来说句安慰的话也行。
心想我的天，平素那么强悍的官僚系统，咋一下全懵了？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主心骨”在哪里？就是有人拿个扩音器吼上两嗓子，人心也安定些嘛。
傍晚时分，坊间传出，有余震。于是，人们又呼啦啦涌到周边少得可怜的绿化用地上。我当然怕死，也逃了，只是没忘记带上收音机。
8点多，地方电台主持人说，地震局表示重庆距震中有一定距离，而且从重庆的地质结构以及房屋建筑设计上分析，市民可安心留在家里。我立马带着一家老小回返了，并对小区邻居们说，电台报道了地震局发布的消息，没事的，大家回吧。
“算了，外面安全些。”邻居们并不买账。其实我想他们也相信电台的消息不会有假，只是心理上的恐慌，左右了他们的理智判断。
虽然理智的判断告诉我，家里安全。但事实上我也不踏实：或许是打小听厂里的广播听惯了，这次非常时期没听见公共的声音，心里没谱啊。
随后几天里，几次在凌晨一两点钟，有亲友从县城打电话来惊叫：余震！我们县城的人全部跑出来了，你还不出来逃命？！！！我心想，媒体天天在宣传呢，重庆不会有事的，瞎折腾什么！睡梦被惊醒，我倒不满意。但重新躺下来却又弹起来抓起衣裤：人家都跑了，我跑不跑呢？然后思想斗争几秒钟，安慰自己：媒体已经发布了稍安勿燥的权威消息，怕啥呢？尽管心里并不踏实，还是接着睡去。
果然第二天安然无恙地见到了太阳，不过我从各种渠道了解到，无论是主城还是区县，广场、公园以及河边，挤满了大片大片账篷和地铺，场面煞是“壮观”。
离悲痛的“5·12”好些天了，余震还在持续，而且各类媒体仍在安抚人心。但在一些区县采访时，我还是碰上了四处逃散、万人空巷的场景。除了媒体不知疲倦地传播消息，我以及所能接触的人们都表示，仍没有听见过官方或村、居委会发出的“公共声音”。
突然想起，我曾采写过一个村为普及农业技术而重建村级广播室的报道。马上打电话询问，果然这个村的村干部每天都在发表广播讲话，山村的上空随时回荡着20组高音喇叭传出的“公共声音”，3000多农民无论住得多偏远，仍然个个人心安定，毫无我们亲身感受到的惶恐！
这些天一直在思考，其实人们都可以从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上了解地震的新闻，但事实上，好比村里有广播的村民，耳边能听到本村干部的声音，会从心理上感觉更真实、更踏实。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看，村干部代表各级党委、政府直接向群众发布信息，其熟悉的声音首先大大增强了群众心理上的接近性，从而迅速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因此，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受众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接受同一个特定对象传播的“公共声音”，效果远比其他媒体好。
另外，从传播方式的角度看，公共广播系统有着以点对面和“强制性传播”特点，可以在非常时期让那些没有条件接受电视、报纸新闻的受众在第一时间获知情况，从而达到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且传播成本低的效果。
遗憾的是，作为传递公共声音最有效方式之一的农村广播，其普及程度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鼎盛，后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农村广播基本消失了。城市的公共广播系统在国企时期非常盛行，后因为国企改革而消亡。于是，“集体人”变成了“个体人”，“单位人”变成了“社区人”，听企业广播的“福利”也随着国企职工身份的消亡一并消亡。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农村居民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依靠最贴近的村级组织，而在城市，由于工作单位分布的广泛性和职业的多样性，社区对辖区居民的凝聚力远不及农村。因此笔者认为，其实不仅是农村，城市也可以以社区为单位创办广播系统，在不忧民的情况下，广播系统在正常时间能够发挥宣传政策、传播精神文明等诸多功能，而在遭遇突发公共事件时，更能有效发挥着稳定人心的作用。也在此中，基层组织能够籍此帮助各级党委、政府起到稳定社会和体现组织力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