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璞如歌

大禹治水谜团之政治解读6－－鲧治水6  
   神话版与现实版－－关于鲧之死的两个版本
                    
   “绩用弗成”－－鲧之死第一种传统说法  　　
   《史记 五帝本纪》等古代文献记载：尧听取四岳的推荐，用鲧治水，但“九载，绩用弗成。”《尚书·洪范》也说：“昔鲧堙洪水。” 于是，《尚书.尧典》载：“尧殛鲧于羽山。”
    由此形成了传统的说法：尧用鲧治水，用壅塞的办法九年无功，鲧最终获罪－－理由是治水不利。
　　由此，鲧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缺乏思路创新的鲧，治了九年水，洪水也就暴虐了九年。治水劳民伤财，而结果却是一事无成。
　　九年后，当舜接替了尧，当上了部落首领之后，亲自去视察洪水治理情况。见鲧束手无策无功而返，这把悬挂在半空中的利剑终于落下。以“治水不力”，或“贻误战机，误国误民，作为不力，玩忽职守”诸如此类罪名，将鲧处死在羽山。
　　即便按照传统说法，来看鲧之罪，也罪不至死。
    尽管以今天的刑罚观念，无法体谅还流行着血亲复仇的原始社会人类，也许鲧的罪孽，真就是应当受到以命相抵的刑罚。因作为不力，要承担造成更多民众被伤害的后果。但从可原谅的角度看，也是可以让鲧戴罪立功的，至少鲧还不是死不悔改那一伙。尽管为鲧定个罪，至多也只是“行政作为不利”而已，也罪不至死，但鲧还是被摆上政治祭坛，消失了生命，肉身的，政治的。
    从肉体上消灭政治对手，是最为常见的政治手段，也是亘古不变的专制政治法则。
　　尽管舜此后成为一代圣人，但也摆脱不了这个政治暴力的怪圈。依然要用最为残酷的肉体消灭手段，来化解源于正在上升的鲧集团所产生出的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威胁。消除隐患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从肉身根本，翦除其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于是在治水与政治斗争中，鲧就当仁不让的作了洪水政治的牺牲品。
    就鲧之死来说，与其说鲧死于治水不利，还不如说鲧死于治水政治的利剑之下。因为鲧一定清楚，在民生不能安定的情况下，治水就是最大的政治，也关系到颈上的人头。就可能的政治风险讲，治水是一把双刃剑：
    治水成功，将是功德圆满，可以在政治上取得最大发展空间。而失败的话，也就只能是身败名裂，颈上人头不保。
　　鲧用自己的身家性命，与治理水患，做一场政治博命。因为他很清楚，在得到授命的同时，还或有军令状之类利剑，悬在他头颈上空。
    作为一个治水的政治人，鲧也一定尽心尽力在做好治水工程，从而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是强人，但鲧也一定不是个政治傻人，但他却万万想不到治水方式与方法，竟然关系到政治斗争的成败得失，一个，只是一个治水的方式与方法选择，成了鲧万万没有想到的一条死路。
    即使鲧用自己的苦干，也难逃那把政治的利剑斩下。

   “私窃息壤”－－鲧之死第二种传统说法     
    在神话传说中，《山海经·海内经》说鲧偷窃了天帝的宝物“息壤”。这是一块能长生不止，能堆山成堤的宝土。鲧就用它去堙塞洪水。
    正在这个“息壤传说”的传说中，对鲧之死，却有了另外版本中的言说。
    也许正是因为以方法论，去杀人，也太不高明，所以在此说就未再强调这一治水办法的无效性，被杀，只是因为“私窃”－－犯了盗窃罪。而且是胆大包天竟然私窃了天帝的东西，所以才遭天帝震怒，最终被殛杀。   
    说鲧只用堵的方法治水，也许并符合历史真实，女娲治水时就曾过用同一方法。况且鲧也并非执着于堵之一法。《韩非子》中说“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鲧和禹一样，也用的是输堵结合的办法。
    当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权力斗争中，“走资派还在走”与“莫须有”的罪名，相信都是很有用的打击工具。在无法确定鲧的方法论时，就含糊地说天帝震怒，而大怒的原因，却是破坏现有的正常秩序安排。
    更进一步讲，息壤是领土的符号，是皇权的象征，鲧捋了皇权的虎须，而且擅自，还偷窃，更静悄悄，竟拿了就跑。鲧触犯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下场也就自然可悲了。
    由息壤可以联想到，在鲧治水时一定相伴随，沿河流走向的治理，而沿河流的方国（部落），更多的，则一定不是当时的炎黄系统，不可避免地就要伴随着征伐与战争，由此鲧部落也就在征战与掠夺中渐渐壮大，人强马壮的结果是鲧部落的实力大增。   
    由实力大增，也就自然陷入了政治与生俱来的可怕性：
    一者可怕于政治资源的唯一性。
    政治资源并不像经济资源，在规模化中可以再生，并在竞争中飞跃。如你开饭店，我也靠你开，当他者，也来靠着开饭店的时候，就形成了饭店一条街，也就有了规模效应，靠规模效应就可以赚钱了。
    政治的残酷性就在于，你拥有，就是我之丧失，尽管可能还不涉及到我。因为领土毕竟只有那么一块，你占有了，我就不能再去占有。
    政治资源的唯一性，在于由权力稀缺构成了的政治唯一性。源于唯一，就不能不残酷，就不能不尔虞我诈，就不能不勾心斗角，就不能不极端血腥。
    二者可怕在于政治只有利益相关。
    只要讲利益，就只有或相利，或相害。政治也同样。当利益相害了，且能危及到自己地位时，潜在的就假想，并在假想中，再假设为政敌，由此展开政治博杀，
    而博杀的一个最有效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将假设敌在其崛起期就扼杀掉，为政治博杀的上上之策。
    鲧集团的迅速上升，使之成为当时的众矢之的，而尚在崛起期的鲧，还没有力量与中央集团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抗争。在鲧部落渐要崛起时，也就不可避免的在无形中，为自己树下了太多的敌对势力，尤其当鲧势力渐行渐远，到了能够潜在威胁部落联盟首领地位时，也就种下了鲧不得不死的死因，而这时鲧的势力，却偏偏还不能够与之抗衡。
    三者可怕就在于政治只有是非，却永无对错。
    即便打死，笔者也不敢说政治有是非，因为是非与对错一样，要看是谁在定义是非与对错。而政治争斗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争夺这种解释定义权与自由裁量权，哪怕是死命的，血腥的。成王败贼，专制条件下，一个几千年不变的定律。成功了，是王朝，是定义者;不成功，则是贼，是暴匪。专制的大前提不改变，就不会有公众的定义权，自古皆然。
    鲧并没有取得这种定义权，也就控制不了话语资源，是以，到了最后，鲧也就只能是一位悲情治水英雄，还摆脱不了由主流话语所控制，进一步演变为政治庸才，仅此而已。



[ 本帖最后由 心璞如歌 于 2008-5-9 22:41 编辑 ]

心璞如歌

声明一下，本人不是历史学专业人士，只是出于对大禹及大禹文化的敬仰，才有了这篇“四不像”的东西。
    不过本文，也相当的长，得连载，想看完得有点耐心与毅力。
    不管有怎样的疏露，都欢迎大家拍砖。

高远

写得太完美了!
很少看到对大禹历史这种视角.

七月的黑玫瑰

楼主真是不简单，把大禹治水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令人佩服不已！
坐下来一边慢慢细读，一边继续等待中……
顶！

心璞如歌

大禹治水谜团之政治解读7－－鲧治水7
     鲧之离奇被杀－－洪水政治的残酷现实

      我们无法对比以上两种说法，哪一个更准确，只能说鲧死于“绩成弗成”更真实些，并从中至少可以解读出以下四点信息：
  
    一者，由此就可以看出鲧之死，是因为不听号令;至少也是治水不利,无论哪一个，都绝对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理由。
    要不要为治水的行政失误，而承担刑事责任。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政治斗争中，当然可以找到任何可以拿来的口实，去整死政治上的潜在对手。也许一句路线，或立场，就足够了。

    二是罪不致死的鲧，被殛杀的深层原因，则是在实力还不太够瞧时，就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实力，成为枪打出头鸟中的那支鸟。
    去争夺政治祭坛中的最高位－－一把手，自然也就相伴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正处于上升阶段的鲧，在猝不及防中，就作了出头鸟，从而最终导致被枪打，成为被别人过早摆平的政治冤死鬼。
    尽管现有史料还不足以说明，鲧就是这样一位有野心的政治人，但仅凭鲧的血统，也就能产生足够的政治威慑，更何况其自身政治势力，还在治水中有所壮大了呢！

    三是同时至少还有敌对势力的迫害与打击，在双重作用下，最终导致了鲧被殛杀的政治悲剧。   
    看看谁是杀鲧的刽子手，也许就能明白其中奥妙之处，刽子手恰恰就是水火不相容的火神祝融，来执行水事神－－鲧的死刑，我们不是可以读出一点味道嘛！
    汉族的火神崇拜，同样有“流派”区别，以形象和来历言，一般都以祝融为火神。据说本名重黎，也叫吴回，又称祝诵，祝和。
    相传帝喾高辛氏时，他在有熊氏之墟（今新郑）担任火正之官，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火施化，为民造福。帝喾命曰祝融，后世尊为火神。
    鲧私窃了天帝的息壤，天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山海经·海内经》)，执行的这个祝融就是他。
    从文化发生学角度说，有更多的人认为：华夏民族先民中存在一个崇拜火神，且以火命名的“族团”，这就是以炎帝－－燧人－－祝融为始祖神的炎帝一族。
    炎帝一族号高辛氏，“辛”乃“薪”之本字，取于以斧斤析木之形。有薪(辛)即可得火，所谓高辛氏，本初之义应是火神之别号。而且炎帝一名本身，初义也正是火神。所谓炎帝高辛氏，所谓炎神，即炎帝也。“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左丘明《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作钻，燧生火”(《管子·轻重篇》)，“炎帝死，而为灶”(《淮南子·汜论训》)等记载，均有史实发展的轨迹可寻。
    不管怎样，出身于黄帝系统的鲧，与出身炎帝系统的祝融，体现出两大主流世族，在同一个部族集团间的争斗。一水一火，祝融部与鲧部，也总是处于水火不相融之中，在窝里，就斗了个你死我活。于此间又一次上演了政治杀戮，以“火部”的暂时胜利，以“水部”的暂时低迷，而告一段落。
    在当时的抢班夺权争斗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鲧，还未能摆平那些强大的敌对势力。或许专心于治水，并不专心于政治的鲧，至少还不是被更多人看好，还不是最红最红的那颗太阳。
    而此后的禹，则最为充分的汲取了教训，既治水，也征伐，由此荡平了那些敌对的势力，并在扫平对手中壮大了自己。
   
    四是在殛杀中，也一定相伴着不怎么光明正大的阴谋与阳谋。
    能够杀掉已具争相当实力的鲧，也绝不会有一个如今天的宣判与执行的正常程序，因为原始部落首领，还不是有生杀予夺权力专制制度条件下的皇帝，想清洗政敌，自然还伴随着对部落的整体性杀戮。
    倘若不是对部落间的整体性杀戮，那就一定就是玩了一个并不怎么正大的政治阳谋。譬如鸿门宴之类的那样的宴会，才能干掉鲧。

    也许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真实的一幕：
    随着舜的一声断喝：拿下！
    牙帐外早已埋伏好的刀斧手，一拥而上。训练有素的卫士，将鲧团团围住。
    鲧，出身黄帝世家的鲧，一身的家传武学，也一身上乘武功的鲧。定力早已异于常人，但看着眼前这样的阵势心中，也是心中暗暗吃惊。
    怎么了,治水正好好的，这是演得哪一出啊！鲧还来不及细想。不解归不解，鲧还是认真打量了一下身边的形势：
    围上来的几个明显是高手，不是心腹死士中的格斗高手，相信舜，也不会派他们来执行一个并不怎么堂堂正正的干系。
    瞧着那几个剽形大汉，鲧心里却只是暗暗冷笑，因为凭他们的武功，并不够瞧。对面乾位的那个只系虎皮裙的大汉，只是典型的外家功夫。只要自己先出一招洪水滔滔中，接上一招引水上涌，再跟上一式水势无形，就可放倒他，并让他永世不能再以外家功夫炫耀与世;而身后的那位，气息绵长，明显是一位内家高手，则可在水势无形之后，来一招顺水牵龙，再接上一招恶龙翻身，就将其放翻，而后再用泥牛分水，将左右两位也放倒。
    鲧心动，可身形却未动，因为毕竟这不是拳击台，他也是一个政治人，他要问一个－－为什么。因为他要自重身份，毕竟他要面对的，并不是江湖小混混地痞无赖之徒。
    风冷，情急，杀气正浓。
    “有大尧的圣谕嘛！”
    鲧断言地喝道。尽管那一喝大义凛然，却有着英雄末路的悲凉。
    鲧想用政治的办法，而不是用武功的办法。在鲧心中，还是对尧能出面寄予了点点的期望。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治水是有成效的。基于此，他才想用政治的方法去解决舜的非难。
    对此舜却早已料到，他也知道凭眼前这几块料是拿不住鲧的。
    而牙帐外，鲧部落的几千工夫，正在筑堤。消息一旦走露，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正是有大尧命令，要你回去问罪！”舜说。
    “你个伪君子，你个是非小人，我会怕你吗！”鲧也说。
    舜知鲧之为人，吃软不吃硬，跟着补了一句：“你敢不敢，回去面见大尧？”
    目的很明显，想先将住鲧，然后再吃住鲧。   
    “我凭什么，就不敢去见大尧！”
    鲧果然被将住了，上了圈套。跟随舜踏上路途，去打一个御状，但鲧不知道，此时的尧早已被舜软禁，还上哪说理去！由此踏上的只能是鲧自己的不归路。
    鲧上当了，受骗的最终结果，也就只能是被放逐到了羽山。
    不管怎样，鲧最终被杀掉了。正在上升的鲧集团，由此，在第一回合的洪水政治斗争中，小荷才露尖尖角，就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被扼杀。
         
    鲧的死亡，并不是那场洪水政治的结束，相反却是一场新洪水政治更大开始。
    而关于鲧之最终死亡，传统说法有两种版本：一是当场被殛杀。二是先被捉，再遭放逐，最后死在“罪恶元凶”集中营－－羽山。
   
    第一种太过于激烈，也太不政治人道，出现的较晚。想来是后世乱儒之作，在拿当世专制君主说事。当场处死，只能出现在专制条件下的专制王朝，而绝不会出现在还处民主的原始社会，尽管那业已是末期的原始社会民主了。

    而第二种，在屈原的《天问》中就提到过，在先秦时期应该是一个较为公允的说法。死在集中营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说法。是舜从肉体上彻底斩草除根，还是与那些与鲧敌对的势力，“痛打落水狗”斩草除根之作，也就不得而知了。  
    不管怎样，鲧由治水，并进而成为死于洪水政治的第一人，确也当之无愧。
    关键是鲧在死后，于尸体不腐的怪诞传说中，却可以看到一个被冤情的事实。正如后来元杂剧中“六月雪”一样。于此，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坚韧不倒的政治硬汉，一个死不瞑目的政治悲剧人物的最终结果。
   《天问》说：伯禹愎鲧。
   《山海经海内经》也说：鲧复生禹。
    鲧被殛死，三岁不腐，后用刀剖腹生出禹。由此，禹应该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一例“剖腹产”，而且是由鲧这位男人所生。鲧壮志未酬，冤气郁结，死不甘心，尸体三年不腐烂。更离奇的是，鲧的尸体里还孕育成熟出一个新生命，也就是由鲧之冤情化作的禹。
    就在禹出生的那一天，天上的月老带着石刀，替鲧剖腹生子。“鲧腹开，虬龙现”。
    大禹出生后，鲧的尸体才化为一条黄熊，并永远沉入了羽渊。
    鲧就此后就消失在人们视线之外，好像鲧的存在，就是专门为大禹，做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出场铺垫。治水世家出身的鲧，在传说中被腰斩了完整的形象，并将鲧之失败，作为禹之成功的对立物来参照，在轰轰烈烈的禹功表述中，渐渐妖魔化了鲧。

    鲧的尸体“三年不腐”，不腐的，绝不仅仅只是鲧自身的尸体。也许还有整个鲧部落，在与大舜进行着激烈对抗，在连年征战厮杀中，一批批，一片片先先后后倒下去的部民尸体。自然还少不了部族间，如鲧部落与祝融部落间的厮杀与博斗。与洪水一起泛滥流淌着的，一定还有部落众多部民间的鲜血，与众多生命的殒失。

    也许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真实的一幕：
    原始部族间的博杀是相当残酷的，冷兵器时代的博杀，为贴身肉博，尤其是在原始社会条件下的战争，更具残酷性。
    当祝融部杀来的时候，鲧部落还未从悲怆中走出。在丧失部落领导人的同时，也丧失了劳动的尊严与成果，跟着鲧泥一把，水一把，筑起了万丈长堤，可是竟然在一夜间，全部付之东流了。
    部落的心，由鲧的被放逐，而被凝聚，被团结，也被最大悲愤。
    人群中有人高呼：“杀死这帮炎鞑子！”
    一人呼，百人呼，万人呼！
   “杀死这帮炎鞑子！”
    他们仿佛看到了世仇的血腥回归，挥动着臂膀，抖落下与泥沙混杂的汗珠。
    由此拉开了一场战争的序幕，那一战，一场水与火的战争，一打就是三年。
    而“九”与“三”两个与鲧相关的数字，在古汉语中，既可表示准确数字，同时也是可以表示“很多”不确定的概数。至少“三年不腐”之“三”，也不可作狭隘理解。
    根据以上的神话传说，还可得出一个推论，那就是鲧部落（夏部落）一定遭受过战争的重创，而且还肯定是连年的征战，从鲧之尸体经“三年不腐”，可以看出当时的博杀相当残酷与激烈，以至于要打上许多年，才最终见出了分晓。

    九年治水，又经鲧死后的三年征战，鲧部落在第一回合的政治争斗中，几乎是彻底的失败，鲧集团以及鲧部落的政治势力在此消彼长中，蒙受了无以复加的巨大伤痛，以致最后要通过新生来壮大自己。
    只有到了禹之新生，才终于完成了从鲧部落到禹部落的新生，尽管新生被赋予了太多的怪诞。

[ 本帖最后由 心璞如歌 于 2008-5-9 22:42 编辑 ]

retion

越来越有意思了，分析越越来精辟!楼主的思想确实不简单。。。
继续关注中。。。

心璞如歌

谢谢关注，一定不负期待。我会每天晚上进行更新。
只是出于对大禹及大禹文化的敬仰，才有了这篇“四不像”的东西。
不管有怎样的疏露，都欢迎大家来拍拍砖。

[ 本帖最后由 心璞如歌 于 2008-5-10 15:13 编辑 ]

心璞如歌

大禹治水谜团之政治解读8－－鲧治水8            
     鲧之世家身份－－真就只是一条大鱼吗            
           
      鲧，姓姒，号若阳，因被封于崇，故而又号“崇伯”。据史家考证，崇在嵩山，即现在的河南省登封市境内。为黄帝族后裔，夏部落酋长。   
    鲧（音：滚）是一个相当生僻的古字。《说文解字》释鲧一解为：古书上说的一种大鱼。二解为“人名专用字，也就是专指禹的父亲鲧。现代汉语中鲧字早已不用，可在古代文献中却常常提到鲧。那是因鲧业已成为一个千古的悲情人物。
    鲧在历史上曾经遭到过相当彻底的否定，从古至今的疑古派，均认为鲧只是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氏族图腾式的人物，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而否定的根据之一，就是在传说中，禹的出生太怪诞：相传，禹从鲧的尸身中出生。也可能正好就反应了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那个特殊历史的时期。不然禹也不会有如此怪诞的出生方式。
    此种否定，当然只是一家之说，因为不能明确指正，在历史上就确无此人。
    在古代典籍中的鲧，尽管在记述中矛盾百出，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鲧与水相关。是一个出身于“水系”发达的世族。正因为与水有过太多的交道，就有一定的治水经验与技术，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治水的世家。   
    《国语》说鲧化为黄熊，入于水，是一种水生物。
    《淮南子》说禹化为黄熊，因而禹与鲧相类，也是一种水生物。
    以鱼作为部落的图腾本不足为怪，图腾与具体的历史人物，既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只是文化传承上的联系，无论怎样理解，也不能与血统混为一谈。正是过份强调了图腾的文化学蕴含，也就让疑古派误入了歧途。
    传说，在流传中，有逐渐被迫神化的异化发展路径。在不同历史时期中，鲧相伴着大禹的被神化，也逐渐被神话，也就有了关于鲧之传说的前后矛盾之处。
    在正史中，鲧之形象又最为扭曲，后世儒家为了印证舜之处罚正当性，不惜将鲧进行妖魔化处理。其寻找到的根据，可寻来寻去，无非就是对鲧的治水方式－－堵与堵住，进行了根本性的扭曲。
    实际上此种调调，却是根本就站不住脚的。治水从来就是堵与疏的相结合，疏不疏，堵不堵，关键是看合理与科学与否，而不能就方式论方式。以邻为壑的疏就合理嘛！只顾眼前的好大喜功就科学嘛！因后面专题讨论，此处不赘。
　　从质疑的角度来说，倘若理解基础建立在，鲧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人，不是神与神话，也许这种吊诡，也就迎刃而解了。剥去神话的外衣，不难看出，鲧还是个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就有着人的存在方式。只是因治水口实而被杀掉的一个千古悲情英雄，仅此而已。
    而禹，也是人，还不是神，也要符合正常的生育模式，也不能怪异地来到这个世上。也许如此理解，也就足够了。   
    在民间传说中，也指证鲧确有其人。并有关于鲧的传说流行传世，虽然不如大禹传说广为流传，且为全民族共同体认，但也有相当程度的流传。
　　在今四川北川县就有望崇山。
    其山在今禹里东，山峰矗立，高入云天。
　　相传崇伯（禹父鲧）外出治水，常年不归。禹母思念。便常登临此山遥望。然林木繁茂，遮天蔽日，挡住了视线。禹母叹道：“眼前若是没有这些大树多好啊！”话音刚落，狂风骤起，将山前高树连根吹翻，此后，山前也就只长灌木花草，不长高大树木。故此山得名曰“望崇山”。
　　在这一传说中，禹母并未因思念，而化为石，而是让能遮住人视线的大树，为自己的思念让了路。完全可以将这个传说看作为，一个关于禹母“呼归石”版的另种基因传说。
    其地作为鲧与禹的“老家”，以“禹之故里”这一地望而骄傲于世。此地与其他争取大禹出生户口不一样之处，就在于此地不仅有大禹，还有鲧之传说与出生的独到之处。
    疑古派指正鲧确无其人，其根据是禹的离奇出生方式。可是在四川北川当地传说中，确有另一版本的禹之出生方式，与一般传说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可以将其看作是禹之出生的现实版诠释，是一个完全脱离了传统神话轨迹的另类传说。但也许就是最真实的那一个。
　　当地不仅有望崇山，还有禹之诞生地的“禹穴”，以及相关的“洗儿池”等遗迹。
　　扬雄《蜀王本纪》载：禹生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刳儿坪位于九龙山第五峰下。
   《四川通志》载：其地“稍平阔，石上有迹，俨然人坐卧状，相传即圣母生禹遗迹”。
    “沿刳儿坪溪流而下，有一巨石，其状如盆，其“水色金赤，四季不变，相传禹母诞禹后洗儿处也。”修编于民国时期的《北川县志》载：其地“因以得名”。洗儿池以下的溪流中“白石累累，俱有血点浸入，刮之不去。”
　　与禹的怪诞出生不同，这里的禹母也有名，也有姓。尽管禹的出生也有点怪诞，从胁巴扇中生长出来，为禹赋予了神奇色彩：相传，“鲧纳有莘氏女，胸臆坼而生禹。石上皆是血溅之迹”。
　　不仅有出生，还有关于禹成长的传说－－采药亭。
　　相传古时禹穴沟尚有禹之采药亭。《升庵外集》云:“其山，药气触人,往往不可到。”大禹在幼时， 曾随母采药于此山，故乡人后来称之为“采药山”。在《龙安府志》也曾记载:“山上建有木亭,为采药亭,现已无考。”
    鲧是人，不是熊，不是鱼，只是一个在治水中，因政治失败，而被杀掉的鲧。
    禹也是人，有正常的出生，也有正常的成长历程。
    相信儿时在采药山采药的禹，一定是一个生活信心坚定，而又充满童真的本真少年，在这里正常与健康的成长，当然也有点“顽”，也许是儿童的天性使然。可就是顽，让禹吃了大亏，年少时，因“顽”而不能名扬天下，以致于都三十多了，还连老婆都讨不得一个。
    也许那时的禹，正肩背药篓，唱着民歌，一步步攀向山巅那处清泉。
    看着小孩尿一般流淌的泉水，他玩了一个他那么大的孩子都要玩的游戏，用小石块，也用沙土，憋了一个小小的土坝，他要捉鱼。
    鱼未捉到，他就放了水，汩汩而流的泉水，就卷走了几许残枝落叶，水是可以憋，也是可以放的呀！他有了一个发现，一个只属于童真意趣的大发现。
    憨厚，但不失野性的他，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就撒了一泼尿水，再一憋，再一放，果真又卷起几许落叶，还有带着尿水热度卷起的大大小小泡沫。
    禹笑了，他不知道日后，他要用这样的方式与方法去治理一场大水患。只是木木地笑了，那笑，伙着午后的阳光，与弥漫着尿水的臊气，一起灿烂着。

[ 本帖最后由 心璞如歌 于 2008-5-10 17:46 编辑 ]

心璞如歌

出于对大禹及大禹文化的敬仰，才有了这篇“四不像”的东西。
重庆人是可以骄傲的，因为重庆有呼归石－－大禹也就成了重庆的姑爷。
不管有怎样的疏露，都欢迎大家来拍拍砖。

[ 本帖最后由 心璞如歌 于 2008-5-11 09:48 编辑 ]

心璞如歌

重庆人是可以骄傲的，因为重庆有呼归石与涂山，还有涂山寺。

[ 本帖最后由 心璞如歌 于 2008-5-11 09:49 编辑 ]

心璞如歌

大禹治水谜团之政治解读9－－鲧治水9
   鲧形象变异路径－－被扭曲与被埋汰的双重诋毁

           对鲧，至少在汉代之前，后人就寄予了太多的悲情，尤其是那些胸怀天下的人士，鲧就成了前进途中的镜子。尤其是黑黑的那一面，也就指引了政治路途，也照亮了自己。
    对鲧而叹。自认为与鲧同宗，同为颛顼后裔的伟大诗人屈原，在路途不畅之日，在《天问》中，对鲧就有太多的感怀与关爱，他悲天悯人地发问：
    获罪的鲧，既然已经被放逐羽山，而西向行进的的道路，山高水远艰险不通，你又是怎么样越过那些高山峻岭的呢？
    既然你已经变成为一头黄熊，那么西方山上的神，又是怎样把你救活的呢？
    鲧曾经教受灾的人民都种黑黍。既然鲧，你与其他几个人都受放逐，为什么又只有你受的罪是那么多，又那么久呢？
    但自屈原以降，在神话传说中，鲧的形象却如同在泥浆搅过，又在沙土中打过滚，有了太多的形象变异，从一个悲情英雄，演变成了罪恶元凶。从一个治水的悲情英雄，反而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能之辈。既不思进取，又拘泥保守，几乎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及治水庸才了，同时还带有某种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特点。
    更有甚者，竟与被尧流放于幽州的共工、驩兜和三苗并称“四凶”－－四个祸害中华文明的元凶首恶。仅仅就为了一个治水不利的罪名，就被冠以“凶”，且还“元”的罪名，能不让人寒心吗！

    沅水湘江之衅，行进在悲愤的路上，为自己，也为过去，屈原才哭天泣地发问，为了追问一个政治正义，当然也有屈原自己心中的冲天悲愤，扭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寄托，慷慨而悲歌。
    情恸之下的屈原有点狂乱了，披头散发了，走路也七扭八歪了。一边狂暴地行走，一边还念念有辞，也一边叨而其咕。尤其是再伴随着悲天怆地的肢体动作，就好像在发臆症。
    这让江中的渔夫，有些不解了，这个人疯疯癫癫地在做什么？但定睛细看，噢，不是疯子，是屈大夫！屈大夫在做诗呢！
    竟有人认识这个疯子，好心的渔夫就扔过来两条鲜活的鱼，好让屈大夫下酒。可屈原并没有看到，依然叨而其咕，依然指天问地。
    看到屈原的悲天悯人，羽渊中，沉冤待雪的鲧，也一定坚信，有一天黄河的水会清澈透明，四千两百年后，会有人为自己昭雪沉冤。他委屈地沉在河底，一言不发，只是等待。

    从屈原对天质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一个还颇本真的鲧形象。
    一是，至少在屈原那个时代以前，治水，无论在南北方均已成为全民族共识。也不存在治了哪里，及用什么方法治的争鸣，因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屈原也就对鲧之治水深信不疑。
    而南方由于河流纵横，在饱有湖光山色的同时，也由水网密布，水患也更猛烈一些。也就更需要作为水事之神的鲧与禹。由此，对治水英雄的信仰与礼敬，也就自然更多一些。倘若做一个统计的话，将南北两方的禹王庙（宫）细细地数一数，南方的禹王庙，那绝对是比少雨缺水的北方要多得多。由此，就很能说明，治水在南方的现实需要，以及治水的迫切性，对禹文化也有了更多的体认。
   
    二是鲧作为一位悲情英雄，至少在屈原身前，曾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同情。   
    鲧被杀，壮志难酬，死不瞑目，心有不甘，其结果是尸体在三年间一直没有腐烂。三年后，从鲧的肚子里跳出一条虬龙，这个新生命就是由鲧之冤情化作的大禹。是传说，也是历史，活了千百年，也活在人们口口相传的历史中。
    之所以说传说也是历史，是因为传说是写在心中，并根于历史之魂，尽管用神化夸张之叶铺垫，但那根，却无法遮蔽。而传说的路径变异，也是由民间情结所操控，且体现为社会大众好恶，或曲折，或直接。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屈原，一身悲天悯人情怀的屈原，尚且能接受，可见其悲情，确也得到了上层与下层最为广泛的呼应。

    三是传说已经产生了变异，在《天问》的基础上，有了鲧被当场处死，也有了鲧之复生。
    从神谱的角度说，鲧为了百姓的利益最终牺牲生命。敢于反抗蛮横无理的上帝，鲧的行为，可以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相媲美，尽管普氏偷的是天庭中的火种，而鲧氏偷的是天庭中的息壤。
    当然，那时的屈原，还一定不知道普罗米修斯，但鲧确是这样一位神祉。在人类遭受灾难时，在其他神或袖手旁观，或抽身而退时，鲧却挺身而出，为了人类的利益，终于牺牲自己的生命。
    鲧之复生，并不是鲧的直接复生，而是从鲧的尸身中诞生了禹，继续并光大鲧之治水事业与精神，在传说中，禹就是鲧的延续与再生。正是传说，让历史在偶然与必然间，稍稍扭转了一下，为正义与真理的胜利，绽放出一点政治文明的时光，尽管已经有了大扭错。

    四是自汉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尤其在宋程朱理学后，无论是在民间，抑或还是官方的主流话语中，鲧的形象就不怎么悲情了。
    不再伟大的原因，是因为鲧的治水方式不对路，颇有些治水庸才，再加上政治无能之辈，具有双重反面形象意味了。对这样的反面形象，最为直接的办法，应让鲧直接死于舜的铁腕之下，当场执行了死刑，而不再是放逐。
    不再悲情的鲧，快要变成一个十恶不赦之徒了，也就成了罪有应得的鲧，在扭曲中被埋汰，在被埋汰中，又进一步被扭曲，并在扭曲与埋汰的双重诋毁中妖魔化着鲧。
    为了崇尚尧舜，为了让尧舜的形象能够高大起来，不惜在呼悠圣人的同时，竟然无视鲧之真正死因，有意与无意的遮蔽起那段历史，竟呼悠起了历史。
    这些只会埋汰人的腐儒，让人不知说个啥子好！

    倘若说国学复兴，就是这样的复兴，那就回到鲧时代，回到“五四”得了！思想之复兴，绝不会是国学复兴，国学之复兴，也绝不会只是儒学之复兴，此潮尽管时尚，但却是一坛早就泡坏了的菜，鼓噪得只是大团大团的发霉的霉菌，吞下去，一定上吐下泄人仰马翻。之所以消化不良，是因为，在中国，在历朝历代，并不缺德，只是尤少法治。信夫！

    以德这样，以德那样，那德，是谁立的德，又在给谁道德教化呢！
    在中国历史上，讲道可以，但却绝不能讲德，只因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德”，掩盖于道德外之下的意识形态，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鲧就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在其身后，为了能让先贤楷模高大全起来，竟充当了替罪羊。于此就只能看到政治之道，而看不到政治之德。想看到那德，可德又在何方呢？

[ 本帖最后由 心璞如歌 于 2008-5-11 15:50 编辑 ]

心璞如歌

大禹治水谜团之政治解读10－－ 洪水故事1   
    中国的洪水故事－－似是而非海浸新说

     近年来出现了“海浸新说”,或日：大禹治理的水患，其实就是海浸。
    根据一是当时的所发的洪水，其实是海浸。
    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形成了海水的倒灌。也许是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到陆地上来。这是世界性的，所以许多民族都有被洪水所淹的传说。距今4000年前那里的海平面比现今的海平面要高出2－－4米，由于海平面的变化也就造成了海水的倒灌，发生了大面积的海浸。当时的所发洪水，并不是滔滔的长江和黄河之水泛滥成灾。
    根据二是大禹所治之水，其实是整修田间地头的水利工程。
    洪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种。大禹所治理的，正是这种田间水渠的管理。这和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是大致符合的。
    根据三是只有在海水倒灌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横流”与“逆行”的现象。
    《孟子．滕文公》中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中华大地上的江河，大都是发源于西部，滚滚东流。不论水大水小，都不会是“横流”与“逆行”，只有在发生海浸时，海水才会由东向西倒灌，才会出现“横流”与“逆行”的现象。这种情形有如眼下，倘若任由温室效应继续下去，海平面就会上升，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海浸，有大片低海拔地区就会被淹没。
    但海水假说，并不能回应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中华文明，并不是海洋性文明。
    海水倒灌假说，尽管时下很流行，但流行却未必正确，正如流行感冒一样，因为倘若只要稍作理性分析，就会发现此说是根本就站不脚的无稽之谈。   
    事实上，一者，海平面的升降是一个渐进过程，倘若没有一个与天一样大的地质变故灾害，绝不会一下子就造成大规模的海浸。
    退一步讲，在一个相对渐进抬高过程中，即便海平面有10米左右的升降，也不会对人类造成太大影响。即便有些影响，也不会造成生存危机。   
    二者当时的华夏文明以及后来的夏王朝，并不是逐海岸线生活的海洋性民族，没有必要在与海边与海浸死较劲。
    直到今天的中华文明依然也不是那种海洋文明。地下考古已经证明，夏王朝的中心并不在沿海，而是典型的陆地文明。海浸对于西方的领土狭小的低地小国来说，是无奈的。而对于中华文明的大国发展模式来说，此说就根本解释不了最核心，也最基本的特征－－地域广袤的大陆性国土特征。
    在一片当时和今天同样广袤的土地上，不会迁徙嘛。非要和海浸斤斤计较于一日短长。
    此说明显受到了西方文化解读诺亚方舟的影响。在西方有一种观点，将诺亚的那次大洪水，就解释为海水的倒灌。
    在大禹治水中，借用西方的解读，也许就有点媚外了，倘若学术也媚外的话，也许就要失去原本的自我了。将大禹治水也与国际解读接轨，没啥大意思。
    三者，倘若真就发生了海浸，那也是无法治理的，即便硬要治理，经济意义也不大。
    在一片海浸后的田地中，尽管可以致力于沟渠排水泄涝，可即便是排干了，那也是一片盐碱化的土地，能长出庄稼嘛！
    难道大禹时代就要发展滩涂，养点水产品嘛？倘若不是的话，甭说有什么生存意义，连最起码的经济意义也看不到。
    而且浸到如此程度，在一片盐碱滩中，且不说无法成长出华夏文明，又怎去延续生命，就只靠吃在滩涂中养的鱼吗！
    难道大禹率领的先人们傻啊，有同等的投入，早就远离了水患，难道就不会向内地迁移吗！
    干嘛，非要守着海边那一亩三分地，来个全民族总动员，喊得山响，累个贼死，又弄出人命官司，与海浸死较劲。投入与产出在当时，那是根本不能成正比的账。而对此的最合理地解释，也只能是禹与先民闲来无事，只是要和海水斗斗气，玩儿。用“许三多”的话来说－－有意义吗！   
    四者，即便是发生倒灌，也只能发生在沿海近岸，不可能涉及到中原一带。
    倘若是海浸的话，也就解释不了，鲧禹治水传说，为什么会在全中华大地几乎都有发生，而且治水展开核心竟然发生在中华第二阶梯的黄土高原。倘若当时连黄土高原也都浸到的话，也绝不会不留下一点点的痕迹。
    五者，倘若将先贤们的语义修辞，迁强为科学的界定的话，也许就闹了一个学术上的大笑话
    “横流”与“逆行”，还可以理解为一种语义上修辞方式，有如今天俗语常说的“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
    是先贤记在记述洪水严重性时，在语义上的加重与强调，这是一种比语法修辞（格），还要精湛，在语义上，在思想上的修辞方式。倘若将修辞也当作严格科学定义来牵强，来附会，也就要闹“海浸”级的大笑话了。  
    六者，说禹治水乃是一种致力于沟渠的兴修水利工程。
    此说建立建立在目前还没有发现在禹时期大规模治水工程遗迹根据之上。
    没有发现，并不等于就不可能不存在。作为传说，我们不能排除其中有夸大的成份。但倘若将治水理解为一种疏浚方式顺其自然地通畅河流水工作业方式。在青铜时代，先贤们的治水工程，也只能大抵如此。
    关键是对于治水方式的理解，倘若认识建立在疏浚的基础之上，也许鲧与禹的治水吊诡，也就迎刃而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水畅其流了，也就不再成为大众之痛。
    这里就有对于疏浚的理解问题，倘若顺水势做水流方向上的调整，从而导流入海的话，那也是完全现实的。传说中的开凿三门峡与长江三峡，也只是传说，是神话中的神化成份，也许那就是后人在看到三峡地理大势后的想像加工与神化再造。
    非要寻找到就如今天某峡一样的浩大水工工程。找不到，才是正常，因为先贤，还不至于那么愚笨，也那般野蛮。即便有那个能力，也绝不会傻到非要用大坝，去制造生态与社会的灾难。
    七者，大量的史籍典章记叙的事实都是洪水。
    史籍典章在记述中，说的是洪水，还是将水理解为洪水为上，因先贤并未说海。尽管，尽信书不如无书，但史书上的话，还是说得通的。不信史书的话，在信史时代，我们还能信什么呢！
    倘若是海水倒灌的话，相信那么多的史书，不会仅仅只是为了行文简捷，就硬要省略去“海”字，而不顾及行文事实的准确性。至少要像相信自己的智力一样，去相信先贤的智力与书写水平。
    海浸说太西方，移植到大禹治水，不通，不通！
    需要疏，也需要导。



[ 本帖最后由 心璞如歌 于 2008-5-13 20:18 编辑 ]

心璞如歌

大禹治水谜团之政治解读11－－洪水故事2
       中国的洪水故事－－第四季冰川为害说

    　　关于大禹治理的洪水，还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或日：这场持续的洪水，来源于第四季冰川的持续为害，导致鲧禹当时的水文条件，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化，由于水量太大，超出了原有的河床接纳能力，一下子就漫过了原有的河床，从而最终形成大水患。

    但问题一是在发生时间跨度太离谱。
    第四季冰川，目前公认的说法，认为发生在距今在一万至一万五千年前。
    以此计的话，倘若到鲧禹时代，还能持续为害，也就形成一次时间跨度，至少也要长达六千年的深重危害。
    无论怎样，一次洪水，好像也不可能有持续那么长时间。从洪水的发生时间上看，讲不通。
    退一步说，倘若冰川危害能延续六千年的话，在如此残酷的生存条件下，刚刚见到曙光的最初人类，无论如何也撑不过如斯漫长时光。
    甭说那时的古人，连今人也无法最后生存下去。一活就是六千年，天天只见大大小小的水，却见不到太阳，在如斯危机与困苦之中，人类早就蜕化成了鱼，而绝不会再是人以及人类本身。
    同时，在历史上究竟发生未发生过第四季冰川，也在争鸣探讨中，还不能做最后的准确定论。

    二是冰川为害不可能那么持续二十多年之久。
    退一步讲，即便有一次冰川为害期，但冰川在经历了一个炎热的夏天蒸发后，也将大部溶化。即便第四季冰川相当顽固，来个三五个夏天，怎么也能溶化干净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持续发上二十多年之久的大洪水。
    非要二十多年才能溶化干净的话，那得要有一个庄子《逍遥游》笔下的大木一样，天一样大地一样大的偌大大冰川才行，可又上哪能找到那么大的冰川呢！
        
    三是冰川为害的话，是既治理不了，也无需治理   
    冰川条件下的洪水，也无需治理。冰川总是要溶化，能溶了，也就化了，即使为害，也只是危害到最初溶化的那一年。再说多点，也就是几年功夫。如此，也就不需要去治理。
    同时，倘若真是冰川为害的话，也无法治理，由冰川所带来的陆地上的新水系，还未最终定型，大地上的江河连走向都无法确定的条件下，即便想治理，也无从下手。在这种一切从头再来的情况下，即便想治理，又怎么治理呢！

    四是误读了逆流与横流。
    有了冰川的溶化，认为可以对应并解释当时在华夏大地上发生的江河逆流与横流。实质上却是与海浸说一样，是对先贤记载的大大误读。
    所谓逆流者，实际上是先贤们运用的修辞方式，一种高于语法修辞的语义修辞方式。
    倘若在语言学中建立这样的意识，也就不难理解先贤的记述了。在逻范畴中，有哪种情况下会产生水的逆流呢？自然也就只能是在洪水发生的条件下，水才会溢出原本的河道逆流或横渡流，洪水是逆流发生的唯一条件。由此，先贤在记述时，不说洪水，而说逆流，只说那种唯一的状态，仅用一个名词－－逆流，状那种极端的形态，也就起到了突出与强调了洪水的可怕。这就是一种在语义上的修辞，尽管现今的语言学并没有研究到这儿，但又为太多的写作所运用，并不高精深。
    由此联想现今“文以载道”式的语文教育，真是不好说，让那么多人，在一个不该叫真的地方死叫真。还有人提倡教育复古，重蹈读死书与死读书的复辙，的的确确就更误人子弟了。
    扯回来，继续说治水。倘若非要一概而论，与逆流与横流对号入座的话，不仅误读了古文，连现代文也都误读了，研究方向也就彻底南辕北辙了。

    五是此水非彼水。
    在讨论大禹所治理的洪水时，还是把人类的那次开天辟地的大洪水，与大禹所治理的那次洪水分开讨论为好。
    倘若混淆了二者，也就可能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大禹所治理的洪水，只是一种极端天气下的水文特殊情况，尽管个中原因还有待地下考古证实，但一定不会是与人类一起来到世间，那场与生俱来的洪水。
    倘若没有太大的天象变故，倘若没有没有人为的气候因素之影响，如对森林的摧毁，对生态的严重破坏，古之气候应与今天的气候条件相差不太大。那个冰川也就不会造成如斯大的危害。
    与带有母体生理特点，与文化发生特点的开天辟地洪水，完全是两码事。冰川说可以解释最初的洪水－－开天辟地中的那场大洪水传说，但对应到大禹所治之水，也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可以断言地说，在尧舜鲧禹时期发生的那场大洪水，应该不是“冰川”惹得祸。

[ 本帖最后由 心璞如歌 于 2008-5-14 21:53 编辑 ]

狗狗的骨头

呵呵~好东西不能下水~~~我帮你顶起~~~

心璞如歌

大禹治水谜团之政治解读12－－洪水故事3   
洪水故事:小疏沟洫说＋治水人物置换说＋治共水说＋生态破坏说

         近年又有新说出现，来解析大禹所治理的洪水。其一是小疏沟洫说：
    在传统的疏导论基础之上，既承继传统说法，又辟新径的还有“小疏沟洫说”。   　　
    周谷城老先生在《中国通史》认为，当时水患多发生在接近河流的平原地区，因土地肥沃，古人便逐渐向近水的平原地区发展。为了利用水利，求得生活的安全和生产的便利，与水患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大禹治水的传说，正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只是谋求安全的栖息之所，并不是大规模地疏浚河道。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是不可能从事这种浩大工程的，但以泥土筑堤防水，则有可能。所谓治水，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大抵如此而已。
    此说有一定道理，但道理也只是一定，而不是一般。
    禹治水大致可分为三大方面：
    一为对大江大河的治理，主要是通淤和分流，为大疏，即疏浚河道。
    二为小流域的治理，即支川无数，可以理解为小疏理，即对小流域进行整治。
    三为沟洫的整缮修治，可以理解为综合整治。
    这里就有对于疏浚的理解问题，倘若顺水势做水流方向上的调整，无论小疏，还是大疏，抑或是整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水畅其流，从而最终导流入海，这也是完全现实的。
    就治水来看，在大疏中有小疏，在小疏中也有大疏，那也是疏导河流的尽然。二者之间充满着辩证关系。山有脉，水有系，小河沟又何尝不是水系中的一支涓涓细流呢！治水倘若是综合治理的话，就绝不能有如今天的只治大江大河，而不管小流域治理。
    在大江上憋一个老大的老大的大坝，丰碑是矗起来了，可最终也憋死了生态，也会憋出社会的灾难。见大不见小的后果，那就只能大的小的都治不好。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疏导论”。因后详述，不赘。
    《论语》记载:“禹尽力乎沟恤。”《风俗通义·山泽》引《周礼》云:“沟者，沟也，广四尺，深四尺”，“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故谓之恤。”
    修沟治洫，才见大禹之大处，即采取综合整治的治水理念。
    道理很简单，即便大江大河整治好了，小沟渠不能水畅其流的话，也不能进行农业生产，同样也是灾情，照样不得温饱。
    以往的对大禹治水研究，恰恰就忽略了对小沟渠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就缺少全面系统的论证指导，自然是只见了树木，而不见了森林。由研究方法论之误，而误入研究的误区，形成了太多的逻辑悖论。
    不仅要整治，保养沟洫也需经常化，若一曝十寒，时隔几年不整修，则沟满洫饱，即便没有大江大河的洪水这害，水旱灾害也会接踵而至。其情形有如刚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度就忽略了沟渠的整修，，在农村就出现了“路越走越窄，渠越流越满”的怪现象，自然灾害当然也就要光临。忽视水利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后果，就是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要增加投入，补上历史欠账。
    由此观之，周谷城先生的“小疏论”，对则，对矣，可就只是说了一个方面，有失偏颇。

    其二是治水人物置换说：
    或日：从伏羲女蜗就开始的治理洪水，到禹只是一个治水人物的集中转换而已，实际上，还是上古之时的洪水故事延续。
    将发生于上古的洪水，与大禹的治水联系起来的话，在时间上就根本说不太通。   
    现今考古，已发现了在1万年前的经人工栽培稻谷，由此证明中国古人类在一万年前，就开始进入了春种夏收的农业文明。农业与农业文明由此就开始诞生。
    而伏羲与女蜗，却还是农业发明前的氏族社会首领，这样粗略算起来，从女娲的治水再至鲧时代的治水，至少要经历了六千年之久。
    不算不知道，一算不得了。一块场洪水发了六千年，那还叫人活不活啊！
    洪水还是那场洪水，不过治理的人与物，有了发生的时空转化，尽管现今还无法证实大禹时期的洪水，最终究竟是何种洪水，不过那也一定不是始自女娲的那场水。在大禹与鲧身上，尽管有后人的神话附丽色彩，但更多的则是历史。
    女娲还是一个母系社会的氏族首领，而至鲧与禹时期，则已完全过渡到父系社会了。
    女娲作为一个始祖神，一露面也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开创新世纪的神，那种神力，当然是与生俱来的，当然也应该是一个全能选手了，既可以补天，也可以修地，更遑论洪水了。
    可鲧与大禹则不是，他们还只是一个人，只是由于功绩太大，而逐渐被神化的人。
    二者之间，仅就神话发生学意义上讲，虽然共同生长在中华文明同一棵大树上，文化母题虽为同一系统，却是一棵大树上的两枝树杈，不可能移花接木混为一谈。

    其三是治共水说：
    徐旭生认为，在《禹贡》、《国语》、《水经注》等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共工”、“共县”与“洚水”等，实际指的是位于今河南辉县境内的一条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
    此地正当黄河转折地方的北岸，黄河在此处还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黄河历代水患几乎全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
    大禹在历史上所治理的河流正是这条叫“共水”的小河。而“洪水”原为专用名字，指“共水为患”，后来才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名词。
   《说文解字·水部》解洪为：“洪，洚水也。”洚水，即共水。
    据考古发掘证明，辉县孟庄遗址的龙山文化城址处，就保存有大洪水的遗迹。
    孟庄龙山城毁于一次洪水，证据是西墙的中段有一大的缺口。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
    辉县大洪水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而又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正处是4000年前的舜禹时期。
    黄河在此时间改道，在豫东折而北向。辉县是北流黄河水患之重，大禹治水也自当从共工故地开始。这段的治水基本就是泄洪，沿黄河北上，决通九河进行分流。所以《史记·河渠书》等中所说“身执耒锸，以民为先，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出现了“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实际上可能是指禹率治水大军决通九河进行分流，解决了共地的水患。
    新砦期对应夏王朝建立时段约100余年间。新砦遗址，根据文献记载，该遗址应是夏代早期都城夏邑所在地，新砦期大冲沟以及基本同时发生的辉县大洪水，还让人们有理由推测：夏王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相关。
    此说，也是一家之说，但也只能是最不易被接受的一种。
    一是回答不了大禹治水传说的广泛性－－为什么就在全国大范围内均有过发生。
    传说尽管不是信史，但传说也是由历史之魂造就，也显现着历史之根。对共水的小小的一次治水，好像对民族，对后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应该不会有那么大的文化效应。
    面对全国大面积的禹迹，由此说出发，就只能是“伪遗迹”，倘若都能证伪的话，此说才能立足。但恐怕谁都不敢这个真。至少我不敢这样去亵渎历史。
    二是在古章典籍中，也大都明确记录着当时的大洪水是一场全国，及至于全民族的大灾难。
    一个小小的共水，即便发生了大洪水，好像也不能造成这样大的为害。让先贤们为之耗费笔墨去描述那场小小的灾难。而且先贤的记述也都明确无疑的指出那是一场确凿的大洪水。在有信史的情况下，谁又能去证伪这些记载呢！
    三是用文字的本初之义来解释此后的衍生义，也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读。
    此解也就如顾吉刚先生对“禹，虫也”的解读一样，进入了误读文字的误区。《说文解字》是在对“洪”的产生，即造字之初的本义进行释源，并不是说在大禹时期，还在使用这个最初的本义。
    禹时期的文字尽管还不很成熟，但思想却一定是成熟的，在表述洪水之义时，也不再会仅仅只关注共水，那么一条小河。没有文字前，在舜与禹的思想中早已建立了洪水的概念，只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文字用以表述而已，而绝不会洪水概念出现在文字后。更何况还不一定就是这种情形。
    思想一定在文字先，而不是在文字之后，
    四是可以以文害义的话，笔者也立一个假说：
    在历史上，禹征伐过共工氏。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联系那个被水冲毁的豁口－－“孟庄龙山城遗址”毁于一次洪水，证据是西墙的中段有一大的缺口。”
    那个被水冲塌的缺口，正是禹伐共工之战的杰作。
    兵临城下的大禹军马，面对高城深垒，不愿意采用拚消耗的办法，去强攻共工城－－“孟庄龙城”。大禹也就筑起高堤蓄起大水，就如当年黄帝当年战胜 尤所使用过的一样，放掉大堤中的大水，那滔天的巨浪首先冲毁了西城墙。
    然后漫延到整个城里，一场大水也就将共工冲了个稀里哗啦。大禹由此就取得了绝对必性的胜利。
    不知这样的理解可以否，因为史书，最低也没有说禹放，还是没放过这场水，尽管关于洪水为害的记述却历历在目。
    但如此假说，也太容易了，一天就能立十个八个的，不是吗！

    其四是生态破坏说：
    除了上述假说可以不屑一顾外，生态破坏假说，反倒最为值得关注，因作为推论，而最为合理。
    或日：上古农业对生态，主要是对森林草原的破坏，导致水资源缺乏贮存载体，从而造成洪水频仍不断。
　　古代北方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丰富，而今则温暖依旧，而湿润不再，沙漠化严重。古之水如今之水，植被保护好了，则清水长流，否则，则水旱无常。
　　上古之时虽人口不多，但正处从游牧向农业逐步转化之时，野兽尚众，为害农业生产。自神农发明农业生产这一天开始，为避野兽之害，便开始焚山，故神农氏又称烈山氏。
    《管子·撰度》载:“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数，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帽，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兽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这后一段话意思是:崇尚虎豹之皮饰，使之成为贵族们的必备服饰，这样，贵族们就争着买虎豹之皮，人们便放肆去森林打死野兽以供贵族购买，这样贵族们花费钱财购买虎豹之皮，人民群众也都避免了野兽的侵害，这就是尧舜治国之法。所以说上古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优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古人不知烈山与洪水之因果关系，往往二者并存，恶性循环，以致出现“火难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撷民，鹜鸟攫老弱”的局面。
    森林被销毁了，野兽之害固然得到抑制，而水早灾害也便相伴而来，人民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禹也就应运而生，成为领导人民平定水患的英雄了。
　　另一方面，上古农业需要开垦土地，亦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开挖土地之时，地上的瓦砾、石块、柴草之类，又随便乱扔，使得本无堤岸的天然河床一下子满起来，狭窄处便出现堵塞，日久天长，一下大雨便出现“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局面。这种表述似有些夸张，但洪水泛滥之现象恐怕不是假的。
   《吕氏春秋·乐成》:“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与虑化举始，则可以乐成功。”这与当今居宅区的人们乱扔什物堵塞了下水道，从而导致污水横流的现象何等相似!所以说，大禹主要是疏通。疏通被堵的天然河道(尤其是狭窄处)，又开一些排水沟渠，即《论语》所谓“禹尽力平沟恤”，而不是搬掉一座座高山。
　　因此，上古农业启始之时，为灭禽兽而必须焚山，因焚山而又必然导致洪水或大旱，再加上人们随意堵塞河道，故祸害濒仍。
    此说建立在生态文明与社会生产文明的基础上，可以作为禹所治理的洪水一种合理的解释。在烈山中破坏了植被，在生产中破坏了河道，这样的蠢事，今天依然不少。农业社会就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河道争食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了人类的这种短视。
    至少，在尧舜时期所发的洪水，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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